社会转型期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研究

作者:包 毅


社会转型期一般指“社会的整体性变动,是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的时期,是社会中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1]。青年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战略的重要推动者,加强对其精神文化需求的研究,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任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转型期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现状
    (一)青年农民工对思想文化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日益明显,反映在青年农民工思想文化需求上表现为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和信仰需要的多样化。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已经成为广大青年农民工的自觉选择和内在要求,这是主流思想道德需求,从根本上建立个人自主、人格独立、多元开放、民主平等成为他们的价值观念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化加剧和西方“和平演变”侵袭,一些腐朽思想、歪曲价值观和邪恶信仰,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利是图、信仰邪教等对青年农民工社会核心价值观建构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在泥沙俱下的诸多价值观中,如何提高他们的判断鉴别能力,积极引导农民工追求并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抵制腐朽、落后思想成为当前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二)青年农民工对娱乐文化的需求
    文化禁锢的解除和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引发了大众对娱乐文化的需求。青年农民工在城市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后,把剩余的资金寄往家里的比例逐渐缩小,并在闲暇时间日渐倾向于娱乐文化消费。但是由于受经济收入的牵制,目前青年农民工闲暇时的娱乐文化生活方式以上网聊天、玩网络游戏、看电视、逛街、打扑克等为主。当闲暇时间无处打发时,他们往往倾向于吃喝玩乐或者聚众赌博,简单化和庸俗化的趋势较为明显。而文化沙龙、乒乓球协会、计算机协会等既娱乐又提升自我的高雅娱乐文化活动的参与率不高。
    (三)青年农民工对科技文化的需求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社会资源,掌握一门专业技能是青年农民工立足于城市的必备条件。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青年农民工较之传统农民工在科技文化水平上已经普遍提高。但是全国农民工工作办公室主任会议发布的数据显示,数以亿计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中仍有半数以上未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远远满足不了城市紧缺技术工人的市场要求。处于低级打工的状态刺激着他们急切需要掌握一门过硬的技术,企盼政府和企业提供更多的科技服务指导。但由于缺乏科学的人生职业规划、学习成本高、成功周期较长等原因,他们对于需求什么类型的专业技能和如何去锻造在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盲点”。
    (四)青年农民工对社会交往的需求
    青年农民工迫切希望真正融入城市,通过与市民正常交往来拓展自己的视野、提升自我。但目前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隔阂仍旧很大。因此导致大部分青年农民工交往的主体对象依然是亲属、老乡、同学。“彼此靠近、抱团取暖”,[2]很少与外人接触,这就导致他们不可能有丰富和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普遍文化生活带来的愉悦,文化生活显得比较单调和乏味。有一部分激进主义者由于觉得自己受到无端的歧视和冷漠,而忿忿不平,他们以老乡、同学、朋友等关系构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他们互相关心支持、沟通情感,形成一个对抗城市主流文化的防御性亚文化圈。这种亚文化形成后具有延续性和扩张性,对于后代的成长将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二、社会转型期影响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因素
    (一)经济收入偏低,青年农民工无暇顾及精神文化生活
    青年农民工从事工作的劳动强度大,但所得报酬却很低,即使从事同一种工作,农民工报酬也远远低于城镇工人。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对678位青年农民工进行了一次调查。该调查显示,每个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有19人、占2.8%;501--1000元的有157人,占23.2%;1001--1500元的有311人,占45.9%;1500元以上的191人,占20.1%。其中大部分的月收入在500--1500元。除掉每个月用于水、电、吃住等方面的基本生活开支外,所剩不多,还要补贴家用。所以,尽管他们渴望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却时常感觉到有心无力。
    (二)社会对其精神文化生活重视不够
    1.政府职能的缺失
    青年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却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部门来维护他们精神文化方面的权益,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劳动部门只能按照劳动法规规定,对非法用工和侵犯青年农民工权益的行为进行处罚。至于怎样保护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层面权益,如何丰富青年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关心他们的精神需求,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的规定,行政执法部门也无法干预。这就把最后的防线留给了政府的公共文化职能,而青年农民工所在地的政府偏偏又很少专门为青年农民工提供一些基本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设施和活动,如阅报栏等。所以青年农民工也只能在集中于市区的一些工地上,才可能附带地享受到政府所提供的服务,而即便是可以享受,也时常受到歧视。
    2.企业的漠视
    青年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是用工单位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优良企业精神文化也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然而许多用人单位却忽视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对农民工的要求重视不够。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的调查显示,青年农民工所在企业提供的文化设施或文化项目从多到少依次是电视(30.2%)、图书报纸(16.1%)、扑克象棋等(13.1%)和技术培训(12%)。值得注意的是,高达27.5%的青年农民工反映所在企业没有提供任何精神文化生活服务。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当前很多企业忙于搞生产,暂时无暇顾及到青年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基本上是靠他们自己解决,有的企业在宿舍或食堂提供电视供他们下班后欣赏,比较规范的企业还订有报刊或买有一定的书籍供其阅读,至于其他活动就少之又少了。
    (三)青年农民工个体文化素质不高,缺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动力
    第一,青年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偏低。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虽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但总体来看仍然偏低。文化程度低的青年农民工容易回流,并且由于自身文化科技素质相对较低,缺少适应能力较弱、无力完成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决定了他们只有从事体力活。劳动时间长,闲暇时间少,挤压了这些农民工的正常精神文化生活的时间。
    第二,心理素质差。青年农民工长期外出打工,甚或辛苦、压抑、单调乏味,容易产生孤独情绪。另外,由于处在城市社会的低层,权益容易受到侵害,因此他们对社会和自身目前状况普遍不满。底层农民工仇富、仇视社会的现象比较严重,使他们容易走向极端,甚至产生报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导致青年农民工排斥城市社会的主流文化,进而产生文化断层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断层,同时带来社会不稳定的安全隐患,各级政府切莫等闲视之。
    第三,思想意识落后,行为习惯保守。受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青年农民工当中盛行封建迷信思想,逢年过节要烧香拜佛,修坟墓、建寺庙、塑神像的现象极为普遍,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改变生活,改变命运,保佑他们平安、富有;一些青年农民工在工休的时候,在街头聚众赌博的现象屡见不鲜,赌博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成了一种心灵的寄托、一种所谓的“精神文化生活”。一些青年农民工在公共场所吸烟、衣冠不整、围观寻衅、语言粗俗,缺乏城市行为规范。这些行为导致他们与市民的隔阂加深,引起市民的厌恶和歧视,不愿与他们交朋友,遭到市民的排斥。也许,这些都是他们在农村的习惯,虽然不违纪也不违法,但是在城市则不同,至少是不文明行为的表现。政府部门和很多商家为了给市民一个健康的公共环境,都对不文明行为做了很多相关的规定,他们的这种不良的行为习惯己经成为他们城市社交的绊脚石,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带来痛苦,制约着自己的文化需求。
    三、培育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对策
    (一)改善青年农民工经济状况
    要切实加强对《劳动法》、《合同法》、《最低工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加大执法力度。青年农民工的输出地和输入地要共同努力,对青年农民工进行普法宣传和教育,使其明确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应尽的义务;要依法实施劳动合同用工制度,青年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用工单位必须与农民工依法签订用工合同,对于没有签订用工合同的单位要加强管理和依法查处的力度。针对有些用工单位蓄意克扣青年农民工工资,随意延长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恶意降低加班补助,甚至有些用工单位剥夺青年农民工的人身自由,对青年农民工进行人身迫害、强制其劳动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予以严惩,绝不姑息。从而切实提高和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收入。
除此以外,还要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应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基础上,结合地区情况,确定不同地区最低标准。除了地区间的最低标准外,各部门、各行业同样要制定各自标准的最低工资制度。同时,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过程中,避免关起门来内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广开听证会,让利益相关的各方如:农民工代表、用工单位、法律专家、政府官员等共同参与。另外,最低工资的标准要按照国家要求,至少在两年时间调整一次。调整时,充分考虑当地物价的浮动状况,实施一个照顾各方利益的合理标准。标准制定后,各级部门要依法实施,切实保障该制度的贯彻实施,对于不按照规定执行的用人单位,要对其依法强制处理,必要时可吊销其营业执照,切实增加青年农民工收入。
    (二)完善政府文化职能
    在社会转型期青年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保障工作方面,“必须强调政府的推进力量、建设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进一步明确常住地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方面的主体责任”。[3]新形势下切实保障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权利是政府作为社会责任主体和义务主体的义务,面向广大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而产生的文化管理职能必须由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担当,如:国务院农民工办公室类的专门针对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统筹机构,以便有利于政府利用自身的组织优势,全面推进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建设工作,引导社会力量进入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为改善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此外,解决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孤岛现象”,还要在和谐社会理论的宏观指导下,对现行文化部门的职能进行拓展,确立包括青年农民工在内的面向全体国民的公共精神文化服务体系,是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实现这一目标须从两方面入手:第一,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通过政府文化机构为青年农民工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文化生活产品,使一些内容健康、品味较高、符合青年农民工文化消费特点的文化产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在提高青年农民工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第二,发挥社区的文化服务功能。政府要将社区文化设施规划作为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的内容,改变社区文化设施短缺的现象。公共财政应从主要以富有市民为对象的盈利性精神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中撤出,因为低收入市民和青年农民工是无福消受这些高消费的文化产品。同时,城市社区要改变过去精神文化设施和产品只考虑本地居民需求的做法,将青年农民工视为本社区居民平等对待,废除那些限制青年农民工享用社区文化设施和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充分发挥社区的文化服务功能。
    (三)强化企业文化职能
    在现有的劳动法条文中,只有对非法用工和侵犯职工权益行为的处罚规定,对于青年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则没有包括在内,导致企业丧失了文化职能。现实迫切要求建立企业精神文化生活的硬性机制,以此作为企业硬件考虑的范畴,建立企业内部的监督机制和外部评估模式,切实保障青年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是青年农民工的一种权利,这也是企业的一种职能和义务。首先,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法规,规范企业对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服务的投入。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进行收益与成本的权衡比较是其必然的考虑,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对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长期忽视,使农民工群体——特别是建筑行业的青年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有着强烈需求却处于匮乏的状态。对于这种情况,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法规来约束企业为青年农民工提供相应的最基本的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再者,企业要认识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靠物质奖励,还要注重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职工如果对工厂的满意度越高,工作才会越有干劲,从而生产效率也就跟着提高了。对于一个注重长远利益的企业应该给予其员工更多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关注,企业花点钱搞些文体活动有利于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他们的业余精神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青年农民工高兴,企业也少了麻烦,生产效率也就会跟着上去了。
    (四)提高青年农民工个体文化、心理素质
    青年农民工在其精神文化建设过程中,要积极改进自身的缺点和弱点,壮大自己的力量,努力培养自觉增强文化知识意识,主动参与到精神文化建设的各项活动中去。随着青年农民工生活经历的丰富,劳动技能的提高,他们的工作技术含量及工作环境,都不断有所提高。此时,青年农民工有机会加强文化学习和提高业务知识,如各类自修大学、函大、电大、夜大、职称、岗前培训等各种提升自身文化知识的机会。对此,青年农民工要摆脱城市“边缘人”的自卑心理,主动融入到城市社会,珍惜机会、抓住机会,不断学习,提升自身文化素质,为自己在城市发展获取智力支持和后续发展动力,为自己适应城市生活创造便利条件。
其次,提高青年农民工心理素质。农民工苦、农民工累,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一方面承受着工作压力,另一方面承受着社会的歧视。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心理疾病的高发人群,但全社会长期忽视其心理问题。提高农民工心理素质,保持社会稳定,要做到如下方面: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接纳青年农民工的良好氛围。加强对青年农民工的客观报道和先进事迹的宣传,帮助青年农民工改变自卑心理、开通市民与青年农民工之间的情感交流和沟通渠道,使其尽快适应并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整合各种资源设立青年农民工心理辅导机构,开通咨询热线等为青年农民工提供心理辅导,帮助青年农民工减轻压力,解决心理烦恼,强化城市适应能力,达到个人和社会的良好融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