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机制探析

作者:刘长发


马克思认为:“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1]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要“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2]我国有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意见如何表达,是否有序,关系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要建立健全表达利益诉求的新机制,为农民工提供顺畅的利益诉求的制度平台,使农民工能够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把自己的态度、情绪、想法和意见向社会、政府表达出来,以实现和维护自身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利益。
    
    一.农民工利益诉求的现状
    
    1.从内容看,农民工利益诉求包括经济权益、政治权益、人身保障和社会权益等诸多方面。首先 ,农民工进城的首要目的是要从经济上获得利益, 范围比较狭窄,内容比较集中。农民工对自身的意见表达所关注的主要是非常现实的眼前利益,只要按月发工资,他们不会采取极端的方式表达意见。其次 ,农民工需要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保障。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人来到城市有陌生感、恐惧感、受歧视感。各种各样的对外来人口的限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民工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其三,农民工需要包含着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子女受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生命权和健康权等社会权益。农民工已经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应该享有这些曾经是属于每个城市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其四,农民工应该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管理社会事务的参与权。而事实上,他们离开故土,农村户籍限制了其政治权利的真正行使。
    
    2.从形式上看,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有体制内的沟通表达也有体制外的非法对抗和极端方式。体制内的正常表现形式,包括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以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也包括依法上访,通过人大代表的代言来反映意见,通过信件、邮件、网络等向政府反映意见等。体制外的非法对抗和极端方式如杀人、抢劫、盗窃、绑架以及堵路、跳楼、爬塔吊等。农民工依法维权需要一定的成本、一定的时限,而且付出成本后许多权利未必得到有效维护。很多情况下,体制内的表达不能见效很容易转化为原始的暴力的形式,所以许多农民工可能会选择暴力手段、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体制外的形式往往会带来农民工、企业和政府的多重不利,不仅直接威胁着农民工自身以及用人单位老板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直接威胁着社会的公共安全和稳定。
    
    3.从主体上看,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基本上属于个体的意见表达,劳动监察部门以及近些年为维护农民工的利益所成立的工会等不占主体地位。正是一个又一个单个事件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农民工的工会也纷纷成立起来了,但只有一些与所在单位建立了相对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加入了打工单位的工会,更多流动状态中的农民工没有能够加入工会,但是农民工工会的组建是一个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将改变个体利益诉求为主的形式。
    
    4.从祈求方式看,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是由忍耐沉默式的表达到非法无序的暴力抗争,再到今天依法诉求的出现。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工有意见但没有或不愿意表达,面对工资的被克扣,面对超强的劳动时间他们选择了沉默,这同样是一种利益诉求,城市的繁荣让人们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群体。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城市,农民工问题也凸现出来,因为我们的制度还没有能力解决新凸现的大量的农民工问题,非法无序的抗争明显增多。今天制度化的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潮流,更多的农民工意识到非法的表达或体制外的表达带来的不利后果,逐渐开始采取有序合理的方式表达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非法无序的暴力抗争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也说明了我们构建农民工利益诉求机制的迫切性。
    
    在缺乏合法、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的情况下,农民工容易以过激的方式来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他们采用如静坐、集体上访、非法举行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等施压性集体行动,极个别人甚至采用 “自焚讨薪”、“跳楼讨薪”、“爬塔吊讨薪”等极端的方式来宣泄利益诉求。这种以性命相搏的方式显示农民工在表达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失控状态,这样的利益诉求显然没有合法性。急需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被认为是社会必要的安全阀和下层不满情绪的泄洪装置,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农民工的正当诉求如果只有通过过激方式才能实现的话,必将导致人民大众对党和政府及其推行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建设产生信任危机,其潜移默化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心中就会沉淀起“仇富”、“厌世”、“恨世”等消极思想,进而对执政党产生离心倾向,激进一点的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寻求利益表达,形成社会的动乱源。这告诉我们,农民工利益受损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客观现实,构建一个畅通、有效的利益诉求机制对于我们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有相当的迫切性。
    
    二.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缺失的原因分析
    
    1.农民工群体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宪法赋予了我国公民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人民群众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而农民工群体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却没有得到保障,几乎丧失了这一公民最基本的参政议政权利,也就失去了相应的政治话语权。随着农民工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减弱,他们的权利义务与所处城市的关联度不断增强。在涉及自身生存发展的各个方面,他们有许多利益诉求需要通过行使选举权来表达,但却苦于没有正式的渠道,选举话语严重缺失。目前的选民登记方式还是以户籍为基本根据的,在大量流动人口离开自己的原居住地的情况下,这种登记方式已经不能保障公民选举的普遍性了。同时,由于受选举利益的关联性及程序设计的复杂性等原因的制约,以及选举成本的考虑,使农民工很少专门为在驻在地参加选举而回原籍去开户口证明或选民资格证明,也很少回原籍去参加选举。农民工却由于选举权利得不到保障,就没有办法建立与基层人大代表的联系,更没有机会直接担任人大代表。法律没有剥夺,但是也没有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多数农民工事实上没有实现政治权利现实性。
    
    2.城市政府的政策普遍存在忽视农民工群体平等权利的现象。从意见表达、意见综合、政策制订和施政这一政策输入和输出过程的角度来看,由于缺少来自农民工的意见表达,在政府行政过程的起点上便没有他们的声音,政府难以听取和确认其要求,从而在决策和施政阶段,在关乎这一群体的生存发展的政策选择和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政府应有的公正性,使农民工利益受损。它集中表现之一是在劳动岗位的供给方面还普遍地存在以户籍为壑的现象。比如许多城市政府发布过关于允许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职业及文化程度、职业技术能力的通告,允许外来人员务工的工种多为垃圾清运工、尸体接运工、农艺工等体力型工种。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有金融、保险、邮政、房地产、广告、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应用服务和旅游服务等个行业。
    
    3.农民工地域相对集中性和利益要求的分散性。目前我国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及东部沿海地区,从地域上看农民工是相对集中的,但由于大部分农民工分属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单位,因而农民工的利益要求又具有分散性。这种状况不利于农民工建立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民整体利益的组织,也就不利于农民工通过组织化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4.农民工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限制。农民工大多数在城市,干城里人不愿干的最重、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缴纳名目繁多的收费, 吃最廉价的食物,穿最廉价的衣服,用最廉价的日用品,住最廉价的房子。他们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源极其有限,基本处于边缘人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运用依靠商业利润运作的现代传播媒介来进行利益诉求的可能性也不大。
    
    5.农民工利益组织的缺失。现代国家中公众的利益诉求往往借助于一定的组织形式。我国长期实行限制性民间组织管理政策,各种非政府组织发展迟缓,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组织化水平低下,组织资源在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对农民工来说,既没有现有组织资源可以利用,也无法建立起代表自己利益要求的自治组织,其利益诉求很难得到有效的组织支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它的社会弱势地位。我国城市现有制度结构中,各种群众性政治组织如各级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其政治控制功能多于利益代表功能,所具有的微弱的利益表达功能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城市市民利益的代言人,因而难以满足农民工的利益要求。
    
    6.农民工自身素质偏低的制约。制约农民外出务工的最大障碍是科学文化知识偏低和职业技能的缺乏。据调查,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48.57%,高中文化占28.57%,小学文化占14.29%,大专及以上文化仅占2.86%,总体偏低。[3]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中也只占18.5%,有技术特长的占20.3%,多数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缺乏劳动专业技能。[4]这不仅影响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竞争力,而且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决定了运用信息技术的利益诉求相对不够通畅,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处于不利地位。
    
    7.基于利益选择的媒体对农民工话语权的漠视。媒体历来被喻为“社会公器”,而农民工却难以利用作为反映社会生活、协调社会矛盾工具的媒体来表达话语。随着媒体形式种类的多样化,竞争日益激烈,某些媒体越来越注重商业利益,在权衡为弱势群体说话和自身利益之间,他们往往选择后者。首先,许多媒体的定位有着明显的白领化、精英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倾向,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的诉求不管不顾,导致媒体制造的话语无法反映农民工的心声。其次,部分媒体对新闻别出心裁地进行炒作,以吸引大众的眼球。这样的报道就很有可能失真失实,会侵害新闻对象的实体权利,以致误导人民。如有不少媒体称农民工跳楼讨薪为“跳楼秀”,认为他们以死相威胁是哗众取宠,是为了获得高额赔偿金。农民工的意愿在作为社会公众舆论机构的媒体那里不仅得不到满足,而且还被压抑、掩盖甚至扭曲。
    
    三 、创新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机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1.以宪法为依据,建立健全维护农民工政治经济权益的法律体系。首先,要由全国人大牵头着手清理各种违背宪法的不合理政策,消除各种社会歧视、制度歧视、政策歧视,消除制度性障碍,在提高农民工经济地位的基础上帮助农民工实现权利,使农民工真正依法享有国家公民在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上与其他公民对等公平的国民待遇。其次,要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立法,尽快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如《新闻法》、《信访法》等,来充分依法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其三,要加强司法公正独立,消除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从观念上消除城市司法机关和工作人员对农民工的偏见,消除歧视,确保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其四,要减少农民工法律维权成本。一是减少时间成本。法院应提高司法运作效率,适用简易程序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司法机关还可设立“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农民工维权速裁法庭”、“农民工维权信访机构”等,集中专门力量解决农民工的起诉或上访。二是减少经济成本。由于农民工收入较低,对于高额的仲裁费诉讼费和律师费往往无力承担,应针对在农民工合法且确实有实际困难的情况下,适当减缓、免交仲裁和诉讼费用,还可对部分农民工适用法律援助,减轻其法律维权的成本,使其乐于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
    
    2.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政治权利。首先,必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对外来人口的信息化管理为依托,改变过去以户籍为基准的选民登记制度,建立起以居民身份证管理为基础的选民登记系统,使选举单位仅凭身份证号码就可知悉选民的姓名、年龄、常驻户口所在地、证件有效期等基本信息。简化选举登记程序便于操作,有利于保障选举的普遍性,进而保护农民工的选举权。其次,必须优化人大组成人员的结构,增设适当比例的农民工代表席位,使更多的农民工进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由这些代表直接参政议政,充分反映农民工的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行使其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其三,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和实现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决策参与权、监督权,加强政治决策的民主性。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工的参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而从根本上维护和保障农民工的利益。
    
    3.建立农民工阶层利益诉求收集整理预测机制。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有其生存的空间,都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动机,而且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农民工阶层也是一样。因此,应根据其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对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来进行及时的收集整理和科学的预测。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学说对于分析我国农民工的利益诉求问题有借鉴价值。首先,由于体制、管理、观念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农民工进城就业不平等的环境,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确认和维护,如提高工资收入和工资不被拖欠、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子女教育问题等,种类繁多,涉及各个社会管理领域。其次,从社会学角度讲,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情况这些年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农民工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即使工资远远低于城里人,已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处在这一阶段的农民工,对物质以外的东西追求多了,要求也高了。农民工的身份相应有了较大的变化,有的基本上还是原有意义上的农民,有的名义上是农民工,实际上也不是。这些决定了农民工这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性。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尽快构建机制,对农民工的利益及时、广泛进行收集整理,为决策部门提供真实的依据。
    
    4.努力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权益得不到维护的农民工,有寻求保护和归属感的需求,他们有一种“抱团”的自发愿望。政府应帮助农民工规范地成立自己的合法组织,使他们的权益表达渠道合法化,尽量减少非制度性利益诉求行为的发生。首先,农民工流入地的工、青、妇等社群组织的工作职责要明确向农民工群体覆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加大在用人单位尤其是私营、三资企业中建设基层组织的力度,尽可能多的将农民工中的先进分子吸纳为组织成员,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其次,要充分利用农民工中现有的自治组织并予以规范。中介组织能有效地分担政府部门的职责,把政府的管理转化成中介组织的自我服务,使许多矛盾和纠纷通过协会得到了及时的化解,既节省管理成本,又能增进农民工对居住地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增进农民工的群体自组织能力,培育多元化的信息沟通机制和社会协商渠道。对于外来的农民工群体来说,在处理劳资纠纷的过程中,中介组织作为一种超越于传统社会的关系结构和网络,是农民工和资方都信任的一种力量,这使它能保证劳资双方实现一种比较平等的协商和利益较量,从而有效地维护农民工的利益。
    
    5.加强对农民工培训和教育,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农民工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与他们的利益表达密切相关,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是农民工利益表达制度化的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各级政府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要,采取相关措施,大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完善农民工培训补贴办法,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给予适当培训费补贴,推广“培训券”等直接补贴的做法。加强对农民工普法教育,大力宣传党和政府关于农民工的方针政策,把法律武器和政策武器送到农民工手中。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远程教育等现代手段,向农民传授外出就业基本知识。重视抓好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输入地要把提高农民工岗位技能纳入当地职业培训计划。劳动保障、农业、教育、科技、建设、财政、扶贫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切实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
    
    6.在全社会构建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社会各方面都要树立理解、尊重、保护农民工的意识,开展多种形式的关心帮助农民工的公益活动。首先,要引导城市居民充分认识农民工的巨大贡献,引导城市居民消除歧视心理,转变优等公民的心态,把农民工弟兄当作平等的主体看待,对农民工采取豁达的接纳态度,消除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与排斥,推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朝良性发展。其次,要建立良好的舆论引导机制,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社会道德标准,为农民工利益诉求营造良好的人文社会平台。媒体要宣传农民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贡献和先进典型,加强对保障农民工权益情况的舆论监督,要增加尊重、重视农民工的新闻内容。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3页。
    
    [2]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 尹卫国:《重视农民工合理的利益诉求》,《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10月17日。
    
    [4]李黎、毕京福:《建立农民工利益保护机制来源》,《济南日报》2005年0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