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舟山海岛文化品性的形成及基本构成

作者:庄和刚


海岛文化是与内陆文化相对应的一种文化体系。海岛四面悬海,交通不便,大多田少土薄。相近似的自然生存条件,促使海岛人容易形成相同的生产方式,具有相近的生活内容、道德价值和精神追求。海岛人的文化品性,是以海洋为参照系数,以海洋观照人格,以人类眼光中海洋自然特征所具有的人格意义来体悟理想人格的某些要素。海岛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在赖以生存的海岛环境的熏陶下,在人与海互动中,继承、提练海洋与渔业从业人员在长期的休养生息中积累和形成的道德品格和道德规范,完成人格塑造实现人格提升。舟山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艰苦的生产方式造就了海岛人特有的精神气质与心理状态,其文化品性明显的表现在其“亲海性、恋海性、崇海性”上。
    
    一、舟山海岛文化品性的形成原因。
    
    1、从自然环境看,舟山位于浙江东北部,背靠沪杭甬,面向太平洋,四面临海,“鲸波飙涌,礁山隐现,地处穷远,远在绝域”,海岛先民出门均需“舟楫之便”。舟山海岛人一方面传承、延续“耕海牧鱼”式的渔盐文化,成为海岛文化的主流。同时,不断接受岛外文化的冲击,吸纳、受容外域文化,并与海岛文化相融合。受吴文化的影响,农业、水利、手工业和贸易发展源源不断的注入海岛的文化之中,而上海开埠以来,地缘上的紧密联系,使舟山在很多方面受到上海的辐射和影响。
    
    2、从海岛生产方式看,舟山地处海岛,先民以独木舟或“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的小木帆船,搏风击浪谋生存。在沧海桑田的远古时代,先民们面对神秘莫测的海天,滔滔不息的洪波,曲折险迴的潮流和惊人的台风,深感祸福难测。他们无法理解支配这一切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便把自然力当作主宰一切的神灵来崇拜,显示出他们对海洋自然奇异现象心生恐惧、顶礼膜拜,进而不得不做自然大海的奴隶。形成了及时行乐、快乐人生的开心情怀。随着航运业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良,海岛渔民抱着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理念,在与大洋浚流、狂风巨澜搏斗的艰苦环境中,一种敢闯敢冒敢拼敢为人先的坚韧,孕育了舟山先民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精神。
    
    3、从行政沿革看,两次“海禁”,使舟山海岛移民特征明显。一个城市自古及今的行政建置的沿革,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基本规模和格局,同时也对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或制约作用。舟山历史上的两次“海禁”,对舟山文化影响极大,明清后的海岛文化呈现出外来移民文化的倾向。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明太祖听信宠臣汤和“穷洋多险,易为贼巢”、“昌国宋元遗民巨族甚多”等奏言,实行海禁。废昌国县(今定海),徙卫于象山县南天门,全迁悬海四十八山居民于内地。明据《明史》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足见“海禁”之严。清顺治十三年八月,宁海大将军伊尔德攻克舟山。次年正月,清朝政府以舟山“不可守”,再次实行海禁,将居民尽迁内地。直至清康熙22年(1683年),台湾平定,康熙才下令解除海禁。两度“海禁”不仅舟山的血脉断流,寻祖问宗之难,移民倾向严重,而且舟山的历史文化也出现断痕。至17世纪80年代舟山海岛始得展复,期间荒芜300余年,展延长期间前来复垦的移民来自浙江内陆。舟山海岛文化受到浙江内陆移民文化的影响,导致移民文化的两重性,一方面具有逃遁心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离开原来生活的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一旦移居海岛,往往会转变为自给自足、闭关自囿的岛民心理。另一方面,背井离乡、远涉荒岛,又必须具备冒险精神和开拓务实的进取精神。前一种负面的心态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隐去,但其在人们潜意识中存在的求稳、求平的心理积淀仍不可忽视。后一种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赋予了新的内涵。
    
    4、从社会传统看,千百年来海岛舟山先民塑造和陶冶了海岛人的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传承与教化着海岛人。其一,由于海上渔猎航运均以一船或对船为主体独立自主地进行,捕捞丰歉,鱼物交易效益好坏,都直接体现出他们的劳动价值和人身价值。因此,他们势必千方百计多捕鱼,追求主体独立价值的圆满实现,于是出现了“名老大”、“高产手”等能人的自主意识;但海上渔猎与航运,从掌舵、摇橹划桨到驶篷帆,从撒网抛钓到起网起钓收鱼,又非一人所能担当,必须数人合作才能完成。因此,必须要树立强烈的团结协同意识,养成了海岛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团结精神。其二,在海上的渔航礼让、海上抢险救灾等,养成了海岛人善良正直、舍己为人的传统美德。如顺风船让逆风船,大船让小船,行使中未下网的船让已下网的船,千百年来约定成俗,互让互助,和衷共济。发现海上遇险船舶,总是尽力搭救;将收取海难者遗体,视为“拾元宝”,无主的置义冢安葬。对上船、上岛求食宿的异乡客或遭遇灾害者,舟山渔民都会慷慨施助,不图回报。其三,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着许多禁忌,并遗传至今。如七男一女不准出海,此禁忌的典故是“八仙过海”的神话,因为渔老大惧怕开船后,巧遇龙王或龙三太子,把渔船误为“海中八仙”,龙三太子来抢何仙姑,就会惹来翻船死人的恶果。如女人不能踏上龙下头,男人不能在龙下头小便。在船上不许双脚荡出船舷外,不许头搁膝盖,手捧双脚,因姿势象哭。禁忌向海中抛金属物,东海龙王是不喜欢刀具的。海岛渔民饮食时筷子不准搁在碗上盘边(意为船搁触滩),吃鱼时不可以把鱼翻身(意为船翻),羹匙不能背朝上搁置等等。这些禁忌,客观上是旧时渔民的海上生产工具非常落后,渔民的命运十分悲惨,从而造成了对龙王的敬畏和恐惧。主观上是舟山渔民求安、求生的心理比内地劳动人民更为强烈。
    
    二、海岛人文化品性的基本构成
    
    海岛人在自然环境、生活状况、生产条件等因素影响下,其心理特征鲜明的表现为“亲海性、恋海性、崇海性”。海岛远离政治、经济中心,正统的政治思想对其影响相对较弱,海岛往往成为具有冒险创业人群的理想去处,人群杂居现象明显。因此,相对薄弱的政治统治,相对单一的海洋性生产,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相对封闭的文化传承,就容易形成中国海岛人群相对独特的精神文化心理。它既不同于重视对外扩张和商贸的西欧海岛海洋文化心理构成,也不同于恪守农业文明古训的中国农业文化心理结构。
    1、海岛人信仰表象中的心理寄托。
    
    “在人类传承的文化遗产中,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莫过于她的信仰。”①中国有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地域孕育并留存着不同文化特色的祭祀信仰文化,以及民间民俗。海洋是人类生存条件的基础之基础,以海洋为最终基础的自然界支撑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它们供给人类基本的必需品,食物、纤维、水,它们陶冶我们的情操,为我们提供生活、审美和娱乐场所。但在生产条件落后,对自然界认识不足的时代,由于人在本能上的孱弱,人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用超自然的、人为的手段和工具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在渔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论是那路神仙,只要能保佑平安吉祥,就信奉和供祭他们,而且开门纳吉,广祭神灵,越多越好,多多益善。海岛人所处的特殊环境要求神灵的庇佑是实效型、急速型的,重在现场效果。海岛人民间信仰具有多神性特征,有供奉观音、龙王的,有供奉关羽、妈祖的,还有供奉三官菩萨、土地公公,可以说在海岛鱼有鱼神,船有船神,网有网神,岛有岛神,礁有礁神,各司其职,但海岛人却把他们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海岛人神灵信仰中的多神性融合。舟山海岛民间中有许多祭祀活动,如上九日敬天帝,二月初二祭土地,冬月初九敬太阳,腊月二十三祭灶神等等,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神、鬼、精灵杂游,符合中国民间信仰的多神信仰特征,是中国文化尚实用、重亲和特点的反映。而其“亲海性、恋海性、崇海性”最有特征的表现在对海龙王的祭拜和对观世音菩萨的顶礼膜拜。
    
    (1)对龙的祭拜。“海为龙世界,岛为龙故乡”海岛先民们认为自己祖祖辈辈捕鱼捉虾,赖以谋生的“洋地”,是由海龙王主宰的龙世界,而自己栖息繁衍的岛屿,则是由龙宫的神鳌驮负和龙神护佑的“神前山”和“龙之岛”,而渔民就是海中蛟龙的传人。在我国平原龙文化、山区龙文化、江河沿海龙文化和海洋龙文化研究中,舟山群岛因其广阔的海域和众多的岛屿,还有丰富的鱼虾,自然成了人们口述中最理想的东海龙宫所在地,其地域龙文化颇具特殊的区域属性和丰富的内涵。早在河姆渡时期,《越绝书》中记叙的越人“断发纹身”的习俗已有了沿海先民龙图腾的痕迹。据元大德《昌国州志》和清康熙《定海县志》中所载,在宋元年间舟山已有了大量的龙王宫和崇龙风俗,龙以桃花龙王、灌门龙王和岑港龙王的三大龙王为甚。在《民国志祠庙》篇一览表中,在志可查的龙王宫,在定海377个祠庙里,其中龙王宫有24个。至今,舟山各地流传着大量的龙神话和龙故事,并渗透在生产、生活、信仰、礼仪、娱乐以及岛名、村名、潭名等各个层面。我国海龙王信仰是综合了龙崇拜中的王权思想、海神信仰、佛经中的诸大龙王以及道教中的龙王杂说,而舟山地处“外海孤悬处”,渔民对海龙王的信仰具有双重性的心理特征。一方面渔民祈求海龙王保祐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另一方面,传闻中的海龙王相貌怪异、狰狞,性格暴戾无常,常常兴风作浪翻船死人,使渔民遭受无比的痛苦,是以恶神的形象出现,不像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故而与观世音相比,舟山渔民对龙王的恐惧感,又有蔑视和轻视的一面。
    
    (2)对观音菩萨的膜拜。慈悲是佛教的核心理念之至,是佛教的重要伦理准则和理想价值,鲜明地体现了佛教的人文精神,构成佛教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形态。观音菩萨是佛教塑造的大慈大悲理念的典型神格,《法华经》中叙述了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渡众生的功德和法力,在民间广泛传抄,世称《观世音经》。佛教慈悲理念是为了众生的解脱,成就佛果。从中国人佛教信仰的动机和重心来看,则偏于祈求佛和菩萨帮助解决现实的问题与困难,满足现实的功利与福祉。对于广大信徒来说,任何一个宗教有神格形象,对宗教化的神圣性、权威性的确立,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观世音菩萨给处于危难中的众生以无畏的力量,使人们不畏恐惧,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舟山特殊的海岛环境,观音的超人间的力量,这在长年累月博击于风浪的舟山渔民中,有着极其深厚的民间信仰基础,并相沿成俗。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观音三大香会期间,游客日涌如潮,摩肩接踵,莅山礼佛。舟山以观音菩萨道场著称,有其历史缘源和海岛人文因素。而且不断的教化和影响着后人,成为对信徒群体在身、心、灵的活动中被践行的生命体悟和人生实践。
    
    2、海腥味浓的渔民生活习俗。
    
    马林诺夫基本指出:“文化在其最初时以及伴随其在整个进化过程是所起的根本作用,首先在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要。”②人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存在,其基本的生存方式必然包含着内在的文化精神,胡适谓之“人们生活的方式”,梁濑溟定义为“人类生活的样法”。舟山海岛独特的生存环境,“靠海吃海”,成为海岛人生存的主要模式,其饮食、服饰等日常生活上也融合了“亲海性、恋海性、崇海性”品性。
    
    (1)海鲜为主的馔食文化。饮食文化是人类在饮食方面的创造行为及其成果, 实际上也是指中国人的饮食生活方式。从大背景而言,中国人的饮食从先秦开始,就是以谷物为主,肉少粮多,辅以菜蔬,这就是典型的饭菜结构。中国饮食文化有如下特征。其一,中国烹饪技术发达,许多西方人看来不可食的物品,经过中国厨师的劳作,变得使人一见而食欲顿开;其二,中国人的食谱广泛,举凡能够食者皆食,毫无禁忌;其三,中国救荒的著述特别多,以备饥荒之年以野菜充饥之用;其四,中国人将食的追求作为人生至乐来追求,吃饭成为第一要求。“靠海吃海”,舟山海岛可供饮食的物质较陆地更为馈乏,但舟山渔场千余种鱼、蟹、虾、贝、藻类则为舟山人提供了丰富的佐料。《尚书》载:“禹决九州,有鱼鳖,使民鲜食”。品食海鲜古今有之,而今食海鲜不仅是海岛人的生活习性,更成为一种文化。“大碗喝酒,大盆吃鱼”,舟山人“好吃”、“善吃”是出了名的,石斑鱼烤芋艿、咸菜大汤黄鱼、清蒸铜盆鱼、鮸鱼羹、醋溜鲨鱼羹、黄鱼鲞、梭子蟹等等,海鲜馔食门类之全,品种之多,在中国东南沿海堪称一绝。经过几百年来海鲜美食文化的演绎,如今无论是夜幕下渔港边的海鲜排档,还是地道渔家风味的舟山渔家宴,海鲜美食的丰富性、新鲜度、可口感,反映了舟山地域的独特饮食文化,“中国海鲜,吃在舟山”已成为中国美食文化的品牌,美誉远扬。
    
    (2)洒脱豪爽的“酒文化”。在我国古代,酒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更是庄严之事,非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而不用,形成远古酒事活动的俗尚和风格。随着酿酒业的普遍兴起,酒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物,酒事活动也随之广泛,并经人们思想文化意识的观照,使之程式化,形成较为系统的酒风俗习惯。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舟山渔民长期在海上作业谋生,枯燥乏味,又饱受风浪袭击,特别是在冬令时节,渔民为避刺骨的寒风和海浪,借酒取暖,也借酒消愁,对酒情有独钟,渔民一生以酒为伴。每逢春夏秋冬四季渔汛第一天出海之前或渔汛结束后一天,渔家聚集港湾滩头,渔民就在海滩上大碗大碗地饮酒,或以壮开洋征海之行色,或庆贺丰收。而逢年过节或是有朋自远方来,舟山海岛渔民“酒逢知己千杯少”、“人不醉倒情不深”,喝酒洒脱豪爽,山呼海饮,形成了独特的“酒文化”。
    
    (3)适应劳作的衣着服饰。服饰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符号,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它所具有的信息含量和历史价值是巨大的,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历时的独特描写和叙述”。③服装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徵,一种符号,它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古代天子、诸候至百官,从祭服、朝服、公服至常服,都有规定的服色。而对渔民来说,蔽体御寒是它的首要功能。舟山渔民在“穿”方面的风俗习惯,体现了“上承吴越古风,下创列岛特色”。在渔村,自古以来,直到清朝、民国时期,乃至20世纪50年代前期,岛上渔民随着季节的变化,冬季穿的多为粗布襟衫,开左衽,为夹衣。初春、秋未为单衣,棉袄、棉背心为左衽大襟。夏天大多为对襟无领无袖衫,襟上生布质钮攀。裤子则为裤腿肥大的龙裤,腰系布质“撩樵”(腰带)。而渔妇服饰,除左衽大襟衫和“兑裤”外,一般均在腰际系地一条长及盖膝的“布褴”。这种服饰明显地展示出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先人“短绻不结,短袂攘卷”和衣襟左天、袖口窄小、腰系短裙的服饰遗风。同时,又适合海上生产特点和生活需要,对服饰习俗进行改造,突出的是裤腿肥大的“龙裤”,便于跨跃渔船。裤子为裤腰宽松并左右开衩,前后叠皱成纹,在裤腰的开衩处有四条带子,用于穿戴时束腰保暖。渔姑戴的花头巾上绣金龙的、白头巾上绣的往往是条小青龙,俗称“龙巾”。布拦是渔姑们必备之物,具有保暖、遮尘、盛物等多种功能。布拦由玄色或青色的土布做成,上面绣着龙凤鱼图案。儿童服饰有龙虎鞋、龙肚兜等。舟山海岛渔民的服饰,一方面是根据海洋生产特点和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种先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对龙的崇敬心理和生活状态。舟山海岛曾流行夏季穿木屐。家中富裕的,买木质好、工艺精致的彩雕木屐;家贫的就用木板片,钉上布带就穿上了。木屐晴雨能穿,十分方便。这种习俗,与韩国、日本等国渔民穿木屐,可谓同风共俗。
    
    3、崇海尚礼的审美情趣。
    
    海洋审美文化是指人们与海洋发生审美关系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长期生活在海岛的人群,他们有着对海岛生产、生活的真切感受和体验,用多种美的形式,反映了海岛人群的生产、生活状况,充分体现了我国海岛人独有的审美视野和情趣。海岛人的“亲海性、恋海性、崇海性”的文化品性也相应的融入其中。
    
    一是反映渔业劳作之情的泛渔内容。由于海岛大多面积不大,且多岩石,农田较小,难以通过耕种来维持日常生计。相对封闭的独特海洋海岛自然环境,迫使海岛人逐渐把获取生存资源的目光投向大海,从大海中获取维持生存的食物,以保障生存的需要。长期以来,生活生存的需要,使海岛人处处洋溢着鱼腥味的生产和生活内容,并从中获取文化创造的内容和表现灵感,形成较为单一的泛渔性审美视野和情结。因此,从渔业生产工具到渔民民居建筑,从海岛人风俗习惯到服饰装扮,从海岛民间传说到海岛音乐舞蹈,都与渔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二是对抗争英雄的崇拜和追求。抗争困难以追求幸福是所有人的正常心愿,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心理追求。受海岛艰苦生活环境和出海捕鱼风险莫测等因素的影响,海岛人对善于在大海中博击的英雄,对反映与“龙王”抗争的故事传说,津津乐道,世代传颂。如普陀东极岛流传的陈财伯遇海难后舍身点篝火为渔船导航的传说,岛上人把其塑成菩萨模样,保佑人们出海平安。而海岛人盛行的祭祀仪式,则从更广的范围上传达出中国海岛人群的这种人文精神。
    
    三是粗犷豪放的美感认同。海的宽广与力量增加了海的神秘,也增强了海岛人对海的力度的亲切体验,奠定了海岛人以浓烈美感形式传达海洋审美意蕴的审美心理基础,形成喜爱壮丽美的审美情趣定势。突出表现在海岛人对“力”的追求和对粗犷细条的欣赏。由于以“船”为家,渔民常年累月与风浪搏击,孕育了渔民豪爽、粗犷、强悍的性格。节奏急促,坚定有力的渔家号子,粗犷高亢,震人心田;海岛摩崖石刻,如“海天佛国”“定海山”等,也因为要适合壮阔的海景,石刻的内容和书法的风格,大都具有粗犷的美感;海岛渔村中流传的海龙王传说故事,丰富多彩,又惊险神奇。这些,都充分表达了海岛人对粗犷豪放的美感认同。
    
    四是刚毅顽强的硬汉子形象。精神内蕴是地域文化的核心内涵,有着丰富的社会底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哲理意蕴,它直接影响着地域海岛文化的品位、格调和特色。中国海岛独特地理自然环境,以渔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生产状况,以及长期征战大海的生产、生活经历,使海岛人逐渐形成以刚毅为核心内涵的心态特质——海岛人的硬汉子强人精神。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大海赋予海岛人坦荡的胸怀和顽强拼搏的精神,他们崇尚力量的品格,崇尚自由的天性,具有强烈的个体自觉意识和强烈的竞争冒险意识和开创意识,其悲剧意识,其激情与浪漫,其壮美心态等,都与大陆文化中的以柔克刚、中庸之道、温良恭让,三思后行,守成本分,知足常乐等,有很大的不同。特殊的生活环境养成他们坚毅顽强的性格和团结互助、重义轻利的可贵品质,使海岛人更具扶危济困、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甘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更体现了海岛人的生命本然性和壮美性。
    
    当然,早期海岛海洋审美视野主要是四大主题,其一是对生产丰收、幸福生活的强烈渴望;其二是对苦难生活的哀叹;其三是对生产、生活现实的幻想性解释;其四是再现劳动场景和生活、生产经验的总结等。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海岛的传统生产方式发生较大变化,海岛人群的生活内容和审美情趣也有了较大改变,海岛交通日益的便利,信息畅通,更加快了海岛人群与其它人群多方面的趋同性,而且逐渐呈现出现代的气息。
    
    (三)“舟山商帮”的海商精神。
    
    海岛文化都具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双重性格。岛屿处地环海之中,由于资源有限,岛民的生活需求必然要求对外开放,与外部世界首先进行物质交流(贸易),而物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品,并且它还包含着该物品制作者的文化背景,因此与外域文化的交流势不可挡,接受外来文化并使之变形而融入自身文化之中,成为海岛文化的一个共同规律。舟山海岛从商历史悠久,民国《定海县志》载:“自清光(绪)宣(统)以来,商于外者尤众。迩年,侨外人数风达十万,家资累巨万者亦既有。”形成了一大批的“舟山商帮”,早期的“舟山商帮”通常与甬地商人混称为“宁波帮”。地狭人稠,生活维艰,养成海岛商人特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一是冒险开拓。从事海洋贸易有极大的风险性和挑战性,它易受海洋风浪侵袭而有生命之危,还要在陌生的经商环境中遭遇困难和风险。面对风险和挑战,海岛人发挥着积极追求精神,不畏风险,沉着应对,勇于开拓,体现了很强的进取性。他们敢于克服民间资本少、航海设备差等困难,敢于大胆进行民间性海洋贸易活动。面对古代海洋贸易陌生领域,敢于开拓,面对种种限制和禁令,敢于冲破禁区。如明代虽有海禁,但舟山海域双屿港仍进行海洋走私活动。海岛商人大都主张过着较朴素的生活,善于把财富用来投资,注重持续发展。如包玉刚1955年以一艘旧船起家到1981年发展成有海船210艘、共2100万吨的世界“船王”之称。
    
    二是尚实图利。谋取商业利润是所有经商活动的目的。在发展海洋贸易中,海岛人秉承了浙江人经世致用和注重实利的思想传统,敢于讲利,敢于谋利。他们勤奋经商,吃苦耐劳,一旦“商埠既辟,遂相率而趋之若鹜”。清时商界巨子朱葆三,闯荡上海经营金融、航运、工业等领域。董浩云、王启宇、周祥生、方新道等一批富商响彻海内外。
    
    三是诚信重义。诚信是经商之本,是保持商业长期兴旺的重要基础,因此,舟山商帮也都遵循公认的经商道德,从而取得可喜的经商成就。如董建华刚任航运集团董事长时,正值世界航运衰退,其企业亏损,外债达26亿美元,面临清盘厄运。后经“宁波帮”商人的帮助下,并运用其卓越的经商才能,终于转危为安。舟山商帮同浙江海外商人一样都有这种重义、认根乡情的具体表现。
    
    海岛人的海洋心态,是人海关系中的主体体验和对待。海洋心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即恐惧心理——征服心理——朋友心理。早期人类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生存和生命面临威胁时产生恐惧是正常和普遍的现象。当人类在“征服”和“命令”的主态趋使下的意志行为带来了严重的恶果的时候,通过反思摒弃了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取向,确立了自然与海洋的朋友关系。近代文明为人类创造了空前未有的物质财富,但是它的创建者把科技作为盘剥自然大海、攫取自己利益的力量,一心一意要做自然海洋的主人。而海岛人的文化品性,其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判断、感情方式、审美情趣,也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代代相承。
    
    注释:
    
    ①陈思《中国祭礼对话》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5页
    
    ②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107页
    
    ③苑涛《论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形态》,《文史哲》2004年第五期,P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