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与实践主体的批判性精神

作者:罗仕清


理论创新与实践主体是否具有批判性精神密不可分。创新本身就意味着批判。批判是一种对现存对象的否定、修正、扬弃和超越。批判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不同于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更不同于政治运动中的“大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观是一种辩证否定观,是一种在继承基础上的突破与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史就是一部实践主体的批判史,不论是自然科学技术史,还是人类社会思想史无不意味着就是批判史: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对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批判、达尔文进化论对上帝目的论的批判、文艺复兴运动对中世纪神学的批判……。人类是在批判中前行的,没有继承中的批判就意味着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与发展是在批判中实现的。批判是马克思的个性,从《博士论文》到《资本论》,批判精神自始至终贯穿其中。马克思或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著作,总是乐于把标题或副标题冠之以“批判”两个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政治经济批判》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可以说,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精神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靠的是批判性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同样靠的是批判性精神。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
    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都真正体现出了实践主体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的这一精神实质。
    
    二
    
    列宁如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批判也是他一生的主线。列宁一生强调最多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他在阅读马克思与恩格斯通信集时说,如果用一个词来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2],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列宁本人。
    
    列宁根据自己所处时代,已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这样一个客观实际情况,敢于面对新情况,提出新结论,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作出的社会主义只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的结论。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3]。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提出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不仅独创性地用新的理论结论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且给各国无产阶级、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指出了革命的前途和胜利的根据,使他们能充分发挥革命的主动性,加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心。可以说,没有列宁这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历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列宁批判性精神不仅体现在敢于对前人理论的突破,而且还体现在敢于对自己过去思想的超越,新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就是一个极好例证。列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但在指导思想上,列宁是把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紧密联系起来的,是被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尝试。在列宁看来,战时共产主义,正好可以消灭商品货币,实行国家直接分配。可以实行国家的高度集中管理,可以把全国经济组成一个大工厂,这样就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然而实践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列宁晚年,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思想不仅没有僵化反而更显具辩证法的性质,他敢于否定自己不正确的思想和自己倡导的不正确的实践。为纠正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被动,1921年,俄共中央果断作出决定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实施及其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使列宁深有感触地说,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
    
    三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俄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是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四是关于政策和策略;五是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六是关于党的建设。我们认为在这六个方面的背后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存在,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内在的批判性精神的存在,即主体的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存在。
    
    毛泽东理论创新与批判性精神,集中体现在他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前人没有走过的革命道路。邓小平说过,“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4]。
    
    选择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道路,没有思想和理论上的突破是不可能的。苏联的成功,它走的是城市暴动的路子,在先例和经验面前,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它有参考的价值又有不自觉地束缚人们思想和手脚的作用。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问题,李立三曾多次点名批评过毛泽东。他说“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观念”。为什么?他说“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和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所以忽视准备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不只是策略上的严重的错误,而且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5]。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无视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现在分析,很容易被认识到,但在当时,它却极具代表性。李立三的主张,可谓是典型的对俄国革命成功的教条主义模仿。
    
    在毛泽东思维深处,不管是“中国革命的逻辑”还是“中国建设的逻辑”,都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创立、自己来实践。毛泽东不怕“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嘲讽,坚信“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中,如果没有民族主体的批判性、创造性精神,而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要想把中国革命搞成功,那是不可能的。“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我们的迷信”[6]。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就是他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历史,而这其中一以贯之的,并是一种“要打破迷信”的精神。
    
    四
    
    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理论概括为九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观点,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的观点,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观点,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一国两制”实现和平统一的观点等。在这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的背后,只要我们稍作比较,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情况作一比较,我们就可深层体悟到邓小平思想内在的那种敢于突破陈规的精神实质。
    从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到邓小平思想在实践中一步一步的发展,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处处渗透着批判性精神。波普尔在阐述科学发展模式时认为,科学理论的形成离不开科学家的三种精神,一是不怕犯错误的精神,二是敢于批判的精神,三是敢于否定的精神。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同样具备了包括批判精神在内的这三种精神。批判“两个凡是”,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等等。邓小平在总结深圳经验时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敢闯”就是一种对过去和现在的批判。
    
    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正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批判性精神,才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没有邓小平批判性思维与批判性精神的存在,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当然,世界是一个永恒发展着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必然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这一实践主体基于实践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敢于超越前人,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五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一品质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它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根植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根植于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这种批判性精神,它不但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对待一切客观事物,同时也以这种精神对待一切理论和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多少自命为终极真理、绝对体系的理论成为过眼烟云,而唯独马克思主义理论至今仍生生不息。历史的辩证法总是这样:越是怕承认发展、创新,一味地自我满足、自我封闭的理论,就越没有生命力,
    而那种敢于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对待各种事物,对待自己,从不满足的理论才是经久不衰,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理论。
    
    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这种批判性精神,在当前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我们正步入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业已成为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突破难关,加快发展,必须要有创新意识,而创新首先要有“敢”字当头。“敢”就是实践主体的一种批判性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批判,没有突破,没有超越,她就没有未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2]《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
    
    [3]《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873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1-122页。
    
    [5]《中国共产党文件选集》第六册,第575、577页。
    
    [6]转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