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为政以德”理念与领导者道德修养刍议

作者:朱锡君


儒家“为政以德”的理念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以德。所谓“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 “读书即是立德”,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儒家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高尚的道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得益于后天的修养。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更是语重心长地号召大家“要学习伦理学”,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借鉴儒家为官治政学说,对不断加强领导干部“官德”修养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儒家“为政以德”理念的基本精神
    
    悠悠五千年中国古老文明,蕴藏着无比瑰丽的智慧宝库,形成了绵延不绝、日益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中,肇始于尧舜禹时代的治政理念和治国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儒家为官治政理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在三千多年前的周公,即强调道德在冶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总结夏商王朝兴衰历史的时候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思想,“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于是就成了治国的方略。他的思想主张成为后来儒家“为政以德”德治的历史依据。
    
    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德治”学说,主要是面对当时“礼坏乐崩”的现实,想通过一些改良的办法和道德感化的手段来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反对苛政,认为“苛政猛于虎”;反对人殉,认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主张“敛从其薄”、“使民以时”、“使民如大祭”、“博施于民”等等。特别是他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主张“富民、裕民”,强调先富后教,重视教化的作用,提倡“有教无类”,以期“齐之以礼”。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仁政”学说,强调“省刑罚,薄税敛”,主张“推恩于民”,“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并以“性善论”为依据,把仁政说成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而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皆有之。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都有实行“仁政”的可能性,关键在于为与不为。他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民心向背是至关重要的,“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因此,他主张“德政”、“仁政”。
    
    儒家从“为政以德”的道德教化的安邦治国方略出发,强调道德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儒家对权力的解释从不离开道德的标准。《中庸》这样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就是强调当权者与道德的关系。而道德规范对人们的约束和驱动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文化精英的表率、社会舆论的评价以及个人的自我良知来实现的。孔子认为不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均要修身、正心、诚意、致知,而这种行道修德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家庭、国家,而且是为了普天下人的和平与福祉。孔子还特别强调当权者自律是一个大事,主张“为政在人”。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敦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纵观历史上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如初周的圣贤之道,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都说明道德教化对国家的作用。从历代的明君贤相来看,如伊尹之辅佐商汤,周公旦之辅佐成王,还有齐桓公时的管仲,汉高祖时的张良、萧何,三国时的诸葛亮,唐太宗时的魏征,北宋时的范仲淹,明初的刘伯温等,他们都是强调治国要尊道施德的。
    
    把古代官吏管理制度与为官治政之道相互衔接、融为一体的,主要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儒子阶层。他们在参与管理国家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治政理念和经验。从《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张和《礼记·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德目,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处处洋溢着中国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治政智慧、道德理念及对为人为官的人生感悟,其中不少是超越时代限制的真理性认识。
    
    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孔子的“为政以德”不仅作为治国的方略,作为为官立身和从政的准则,而且也是人格道义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和价值的具体体现。“民无信不立”、“以信待天下”的古代政德民风,反映了中国民众重视政治道德的传统,并把作为个体内在的“修齐”层面的道德基础,延伸到外在的“治平”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人文传统精神,无论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还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为政方略,都具有法制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修政德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封建社会为官,也讲究先“修身、齐家”,尔后才能“治国、平天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新形势下又与时俱进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执政方式上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些都是为政以德的重要表现。
    
    二、读书修德是领导干部从政的关键
    
    “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要修炼道德操守,提升从政道德境界,最好的途径就是加强学习,读书修德,并知行合一,付诸实践。广大党员干部要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使读书学习成为改造思想、加强修养的重要途径,成为净化灵魂、培养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要真正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境界要求,使一切有益的知识、一切廉洁的文化入脑入心,沉淀在我们的血液里,融会到我们的从政行为中,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敦方正直,清廉自守,拒腐蚀、永不沾,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这里儒家“君子”的精神尺度和标志,理应成为领导干部行为准则的借鉴。孔子认为“仁”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从不轻易许人以“仁”。但认为君子的境界是可以做到的,即“质旺文则野,文旺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本质善良,品性端正,再辅以礼仪教化就可以成为君子,而“君子”正是国家需要的治世之才。孟子还认为,君子不仅要有德,还要有“浩然之气”。强调“气”,必须在“义”和“道”的引导下,经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和经验积累才能达到。君子有了“浩然之气”,为官就能居于仁,立于义,行以道,别以礼,做人也能堂堂正正,勇敢无畏。
    
    从政之道首先要有良好的人格和品性,而这良好的人格和品性是要“辅以礼仪教化”, 经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和经验积累才能获得。古代推崇的官德、官风是建立在人格和品性塑造之上的,历来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自我操守、救世拯民、扶危助困的伟大而深厚的精神力量。一个从政者应该成为一个有德行、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对这种恪守道德的报偿,就是使那些尽义务、尽责任的人得到公正评价和奖赏,让那些贪私欲、渎职责的人受到严厉谴责和惩处。
    
    当然,儒家“为官以政”的治国之道和为官之道,毕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它推崇的只是一种宗法型的社会,而宗法型社会自然要强调人伦,主张人治,轻视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因此有它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强调领导干部读书修德,不是回复到过去那种“三纲五常”、“君臣之德”的愚昧状态,而是要在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下建立起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规范。尤其在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就业形式多样化了。这对领导干部的行政行为和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治国之道和从政道德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因为从现代社会道德层面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欲望和利益为驱动机制的生活方式,它虽然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但又具有腐蚀人们的理性道德,以感性欲望来取代精神理想的消极作用。所以,新的政治道德不仅要通过公共权力来维持秩序和进行价值分配,而且要通过国家力量将一种道德伦理观念推行于社会,不断借助于理性指导的实践而完善自身。事实上,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修政德修的好的典型,如孔繁森、吴天祥、任长霞、牛玉儒等。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朝代赋予领导干部的高尚政德。
    
    因此,今日的领导干部必须把读书修德作为从政的关键,发挥道德教化功能,坚持自律与他律结合,提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素质,进一步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对领导干部自身来讲,崇高的道德理想信念给人以鼓舞,纯洁的道德情操给人以理智,正确的道德规范给以准绳,高尚的道德素质能更好地约束自己做到谨慎用权,守住防线,修正自我,廉洁从政;对全社会来讲,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对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起着示范和导向作用,“官”气正则民风清。而为“官”和做人两者息息相关,德是人格力量的具体体现,人格支撑“官”德,人品提升“官”品。
    
    三、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途径
    
    “官德毁,民德降,官德修,民德升”,这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规律。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曾经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给不张,国将不国,“官风”决定着“民风”。因此,以德治国重在“官德”。笔者认为:加强领导干部道德修养,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励志竭精,坚定理想。
    
    孔子曾说:“士志于道”、“不患无立,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孟子也曾提出“尚志”的主张。他们认为:一个人确定了志向就要坚定不移,要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坚定人格。可见,立志是道德修养的第一步,它可以激发一个人的顽强意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使一个人的道德理想持之以恒,并经过长期艰苦的自觉磨练,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从而达到实现理想的境界。
    古今中外,大凡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多是在立志坚定的道德修养上有所成就的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诸葛亮,热情倡导人们要“重大志,修人品”,“恢弘志士之气”,力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平庸”。他辅佐刘备,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死而后已,成为一代豪杰。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提出“以天下为己任”、“牺牲个人以利社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和道德理想,激励自己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使自己从一个普通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如朱德、贺龙、陈毅等同志都是从追求新的时代的道德理想开始,不惜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优越条件,甘冒牺牲生命的危险,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写下了美好而壮丽的人生篇间,为后人所景仰。
    
    当前我国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也出现了“反思改革”的质疑之声。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理应继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坚定政治立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
    
    (二)乐为知耻,弘扬正气。
    
    儒家认为,一个人不但要“立志”,还要乐为知耻,把完善修炼变为自己生活的内在需求和情感寄托,把志向变为“好乐”的行动。做人既要知道有所为,又要知道有所耻而不为,注意“行己有耻”。要“守死善道”、“死而后已”,不论遭受任何挫折,都要经得起考验,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贞气节。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乐为知耻”、“知错必改”的模范人物,唐太宗李世民有知过必改、善纳忠言的美德,毛泽东更是说出了“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这句至理名言为后人传颂。
    
    今天,我们要以八荣八耻为价值导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三)严于律己,倡导责任伦理。
    
    孔孟所谓的“正己”,表现在思想上就是“和而不同”、“泰而不骄”;表现在言语上就是要“言必有中”、“时然后言”(该说时再说);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表现在取财问题上就是“见得思义”、“见义后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严于律己在今天更要倡导一种责任伦理,建立相应的制度制约。所谓责任伦理,是指担任某一社会角色的人在履行其角色义务时,必须考虑自己这一行为的可能后果,并为其承担责任。孟子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其意为:担任着行政官职,没有把事情办好,不能履行其义务,那就应该“辞职“。担任着进言的官职,如果在上者不采纳其所进言,那就应该“辞职”。可见,所谓责任伦理,是从结果看的,而不管动机如何善良。也就是说,责任伦理不允许什么“好心办坏事”,即使真的出于好心,事情办坏了,也必须承担责任。
    
    倡导责任伦理,建立相应的制度制约,对于加强领导干部道德修养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使各级干部意识到自己肩负重任,自己的所为关乎国计民生,不可不慎,从而提高内在的自觉性;同时借助于有效的制度制约,改善吏治,以激励负责任的优秀干部,惩戒失职人员。
    
    (四)加强“内省”和“慎独”,接受监督。
    
    “内省”是指领导者,揭露自己思想上的缺点和行为上的错误,以及时改正。“慎独”,是指为官者在独立工作或独处,无人监督,有做坏事的环境、条件和可能的时候,能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遵守道德原则和规范,而不做不道德的事情。即领导者无论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都能够把握住自己言行,并使之符合道德规范。接受监督,主要指社会舆论监督,有两种即政府的宣传媒体舆论监督和群众的监督。领导者应主动将自身的言行置于新闻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这不仅可以使领导者避免错误或少犯错误,而且还能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及时改正工作作风。领导者要通过“内省”“慎独”,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监督等修养方法,不断强化自身内在的道德良知,处理好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才能爱民为民,富民安民,德治才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