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之痛

作者:张新杰


上世纪80年代,1992年前后和2003年前后,中国兴起了3波轰轰烈烈的圈地浪潮,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侵蚀了面积惊人的耕地。而房地产业高居中国各大行业腐败之首,许多项目,并未产生其应有的效应,全国商品房空置率居高不下,使银行处于崩溃边缘,中央被迫动用财政给银行输血。

而最触目惊心的恶果,就是使大批农民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本——土地。

《人民日报》日前披露,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官方保守的估计尚且有如此惊人的数字,更惶论民间和一些学者的估计。

浙江师范大学王景新教授在冀、鲁、鄂、桂、浙、滇等11省134个县作了抽样调查,分到土地人口占农业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无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2002年,依法审批的征用土地数,加上违法占地约为4074—4420万亩。按人均0.8亩计算,失地农民数在5093—5525万。如加上因农村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黑户口”劳动力,则可能逾6000万人。

一般每征用一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的35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1.1亿人。专家保守估计,这其中将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的状态,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最高可达8000万人。

世代以农为本的农民,一旦失去“命根子”一样的土地,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人民日报》披露,圈地运动中,对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普遍偏低,难以维持长远生计。一些西部地区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仅相对于2002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多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相对于土地预期收益而言,郊区农民的年纯收入一般在4000元以上,按土地承包期30年计算,其预期收益约为12万元,扣除已承包年份,也在10万元左右。如将1.8万元全额直接代农民进入社保,按失地农民平均年龄50岁、预期寿命72岁测算,每月只能领到60多元的养老金,远远低于当地近郊现行最低生活保障费180元和城市中档养老金500元的水平。

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农民失去基本生存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成为彻底的流民。
据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党国英介绍,最近10年中国“扫黄”屡扫不绝,性产业严重过剩,都是因大量农村失业人口过剩的供给。媒体上经常报道农民自杀或杀人、抢劫的案件,相当多都是因生活无基本保障。这些,都与失地农民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生存危机密切相关。

失去土地而又得不到较高补偿的农民,被迫向城市流动寻求生存,但往往又因劳动技能、文化水平和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无法找到赖以糊口的工作。回家,家园不再;进城,又找不到哪怕是清洁工这样的工作。他们面临的是最基本的吃饱肚子的权利,而这个权利,却又因种种制度的不合理,而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众所周知,在城乡二元化结构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是针对城市居民的,广大农民(包括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就是空白。农民的生老病死,都指靠着脚下的土地。中国的农民,素有“勤苦耐劳”之称,他们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还要缴纳各种各样的税费。种地,作为一种既养活自己又养活工商学政的各界人士的劳动,与工人制造产品不同,享受不到任何劳动保障措施和医疗保障措施,病死没人管,饿死没人负责,干不动了,也没有一分的退休金。普天下享受最不公平待遇的劳动者,无疑就是中国的农民。
社会劳动保障制度,无法保证他们在失去土地后的生存,无米之炊的社会救助制度,根本无法为人数众多的失地农民提供充足的食物。失去土地,又找不到工作,政府发的钱又不够长久生活,这数量庞大的“流民”群体,拿什么养活父母老婆孩子,还有自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曾指出,中国农民90%的医疗费需自己支付,相当于城镇居民的60%,但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的1/3,导致相当多农民有病却无力就医。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就濒临崩溃。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都没有医疗保障,更何况失业失地的农民。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70%。农民自古以来就是一盘散沙,严重缺乏组织性。在改革开放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也是如此。

所以,在近年来声势浩大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利益纽带形成的房地产集团和官僚集团,竞相通过暴力拆迁、野蛮圈地的残酷手段,低价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牟取暴利。处于弱势一方的农民或城市居民,利益往往受到粗暴的侵犯。

在一个法制社会,权利受到侵犯往往并不可怕,因为受害者可以得到法律的保证。18世纪中叶英国一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人的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也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来,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的房子,这就是常常被引为经典的“风能进、雨能过、国王不能进”的宪政寓言。

而在中国,可怕的是下层老百姓的权利受到粗暴侵犯后,却严重缺乏合法抗争的渠道。

对于土地权益受到侵犯的普通农民来说,选择走法律途径(打官司、告状)是愚蠢的,不仅因法律成本高昂,还因为司法不独立,政法机关都是在政府管辖之下。在农民与政府和有政府背景的房地产商的冲突中,要打赢官司,可谓“难于上青天”,而且,即使有很大耐心和毅力,花费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能把官司打赢,能不能执行又是个问题。所以,有的农民家庭,不打官司忍忍还好,一打官司都倾家荡产,成本和收益简直不成比例。
所以,许多农民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起来抗争时,首先的维权方式都是上访。

然而,上访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据调查,2002年,西部地区某省的农民因土地问题上访人次比1998年增长了5.8倍。据去年12月11日出版的《 望东方》周刊披露的一份权威官方资料显示,仅从今年2月1日至4月1日的短短两个月时间,到北京市委门前上访的就达1.9万人次,群体上访达347批;到中纪委门前上访的人员达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453批,平均每天达100多人,最多一天达到152人,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

而与庞大的群众信访量相比,信访立案只是个相当小的数量,其概率被认为与“彩票中奖”差不多。信访机构,对政府职能部门,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绝大部分信访都是在信访单位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被推来推去。

群众余下的选择,就只剩下公共场合自杀以吸引媒体注意,或直接用暴力来解决,至于游行示威等等,更是想也别想。

致力于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温铁军先生提出,土地所有制是农民问题的“牛鼻子”。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让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或者土地仍然归农民集体所有,但也允许农民拥有经营权的土地进入市场,归还农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继承权、抵押权、股权、转让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多种权利,允许农民与征用土地的对象直接进行价格谈判。

而且,要规范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在征地过程中的行为,杜绝管理部门用超经济的手段去剥夺农民的事情发生,杜绝滥用征地权,不给农民公平补偿的现象。

所以,当前农村改革的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及其他债权和物权的问题,在当前的土地所有制下,中国农民难以改变现状,中国的产业化结构和二元的社会结构也难以有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