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发展

作者:易联树


权利意识是指公民对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们可以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取得利益的行为及制度在观念中的反映。社会公民普遍良好的权利意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它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一观念……在大革命的时代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公民的权利意识依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实际上是商品经济一系列运行原则和规范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和反映。随着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缓慢地走上了其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与社会缺少交换,而手工业者和商人又没有力量争取自己的权益。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广大民众的“臣民”思想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只有在洋务运动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才逐渐觉醒。

(一)、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在模仿中启蒙。上一个世纪之交,随着西学东渐以及新式学堂和留学的兴起,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宣传西学、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翻译外文书籍,提倡“人权平等”,主张婚姻自由,否定“三纲五常”,反对封建束缚,带给中国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到辛亥革命前,约有15——20万人左右〔2〕。1911年,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南京政府在其颁布的《临时约法》中,肯定了“主权在民”的原则,较为详细地规定了人民的各种权利。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南京政府还颁布了诸如废除“贱民”身份、禁止人口买卖、禁止刑讯、废除跪拜等一系列法令。一时间,人们的思想观念迅速变化,热心国事、关心自己权利的人数急剧增多,“各种政团政党如春芽破土,竞相出现”,〔3〕反映了广大民族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而争取发言权、参政权的努力,以及初享这些权利时的热情。他们对西方政治模式的模仿由于没有什么社会经济基础而没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但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权利意识初步启蒙的状况。接踵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民权和平等的思想更加彻底地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破除了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对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我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与公民权利意识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基础还远未形成,虽然“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观念已开始在社会上传播,但它一方面还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子内,没有普及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另一方面,这些“少数知识分子”的民主权利观念也还不彻底、不成熟。在袁世凯上演复辟丑剧期间,甚至出现了各级各类为数众多的“公民请愿团”,“完全一致”,“恭待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上,”〔3〕就连康有为、严复这样的带头反对专制主义的人物,也在为复辟呐喊助威。而这一时期,我国工人工资之低、工时之长以及广大农民受苦受难之深,都“是世界各民族少见的,”〔4〕但他们的斗争规模和水平却极其有限。这说明当时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还仅仅处在启蒙阶段。

(二)、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在革命实践中觉醒。五四运动后,许多知识分子走上了把宣传先进思想与救国救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以改善经济条件、争取政治权利为核心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在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当家作主人”的民主权利意识强烈地表现出来。三四十年代,《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以大量条文肯定了人权保障,各根据地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条例。〔5〕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被赋予当家作主的权利,“从此,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6〕在1954年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中,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积极参加讨论,踊跃发言,表达各自的见解。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对政府的管理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年我国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这次全国基层选举工作……从各地选举的情况来看,广大选民都十分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热烈参加了选举……参加投票的有278093180人,占参加登记选民的85.88%”。〔7〕1954年宪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公民享有的自由、平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劳动权、休息权等等,“由于国家物资条件的保证,几年来,人民事实上已经享受着这些权利。”〔8〕到1954年前后,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已经充分觉醒。

但是,“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1〕。这一时期,我国还是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公民的权利意识存在相应的致命不足。第一,这种权利意识是被动的和激情型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争取政治经济和人身权利,是在共产党自上而下强有力的组织下,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激发起他们的政治热情,使他们投入到解放自己、争取权利的斗争中去的。即便是在“当家作主”后,他们对自己权利的行使也依然显得被动和不理性。这种被动和激情型的权利意识极易助长官本位现象和家长作风,从而忽视和损害公民的权益,这在建国后表现的极为充分。第二,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是特殊政治环境催生的“早产儿”,非常脆弱。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和实现“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为己任。但是,社会主义并不象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而是首先在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人民民主的政权首先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虽然在法律和观念上,人民享有了充分的权利,但与公民权利意识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文化条件、价值观念和保障制度都远未形成,权利意识没有稳固的基础,无异于沙滩上的大厦,其遭遇挫折和扭曲也就在所难免。

(三)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在探索中遭遇挫折和扭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少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问题上,在前后长达20年(1957年-1976年)的时间中,一再发生严重错误,使广大人民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公民的权利意识也被严重扭曲。
首先,人们的学术、言论自由和人身权利受到侵犯,思想被禁锢。这一时期,文艺学术领域的探讨被严重政治化,“双百方针”逐渐被“一言堂”所代替。1954年北京大学教授俞伯平及其《红楼梦研究》遭到错误批判,1955年1月起胡风的文艺思想受到批判,并撤销了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逮捕关押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达78人。〔9〕此后,在文艺学术领域开展的错误批判,其声势一次高过一次。1957年,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遭到公开点名错误批判,马寅初因“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仅遭到“象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的批判,而且撤销了他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10〕随后,很多著名学者,象冯定,冯友兰,孙治方,翦伯赞,夏衍等都受到过错误的过火批判,而对吴晗及其《海瑞罢官》的批判揭开了全国斗争风暴的序幕。再往后,文化领域就基本上是一片死气沉沉了。在基层,因为“反右倾”运动严重扩大化,干部群众都不敢讲话,即便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许多地方因粮食营养供应不足而发生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也没有敢谈论。〔11〕可见,人民的权利意识被严重窒息。

其次,我国公民的民主权利被曲解。“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一类现象,不断滋长。”〔12〕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干部群众人人自危,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受到抑制,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成了反对右派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会。同时,由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权利无限扩张,社会各个领域的活动甚至连个人行为都是由政府规定和控制。这一方面限制了人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概念回归到“为民做主”的水平上了。1975年通过的宪法删减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且将1954年宪法中关于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也删除掉,其第45条则规定: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把这些个人主义的“大民主”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内容和行使权利的主要手段,不仅没有起到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反而妨碍公民权利的行使,反映了当时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扭曲状况。

第三,这一时期,社会缺乏保障公民的权利的机制,使得本来就很脆弱的公民权利意识更加扭曲。自“反右倾”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党和国家的民主法律制度被破坏,党决定一切、管理一切,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党委第一书记大权独揽,个人专断,并且多年相沿成习,党内外习以为常,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和三军元帅到普通老百姓,有300多万名干部和上亿的群众被无理关押、批斗或迫害,史无前例。〔13〕而司法机关则成了贯彻所谓“最高指示”的摆设,被告人被剥夺了辩护的权利,民主与法制一纸空文。巴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讲:“当时我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国家有一部1954年宪法,我的公民权利应当受到宪法的保障,可到了它应当发生作用的时候,我们却找不到它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连几张大字报也比不上。人权早被践踏,我高举‘红宝书’朗诵‘最高指示’,由人变兽,任人宰割。”〔14〕人民群众的‘人治’思维被大大强化,他们正在发展中的权利意识遭到致命挫折。

(四)、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并充分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各条战线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拨乱反正。自1979年起,改革开放开始起步,我国实际上已经逐步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特别是自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步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促进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发生了深刻而伟大的变化。

第一,公民的各种权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一些重要权利和自由,并对权利的实现规定了保障条款。而1982年宪法则进一步建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权利体系及其保障体系,增加了基本权利的内容,并将其置于总纲之后,突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宪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15〕而我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后,大力发展生产力,“一直将解决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的问题放在首位”,“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依法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重视维护公民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16〕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今天,“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充分享有自己的权利”几乎已经成了一切公民、法人以及政府组织的共识和行为准则。

第二,我国公民的法制观念大大加强。由于“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17〕自1957年反右倾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国家和民族遭受了巨大灾难,民主权利意识严重扭曲。拨乱反正后,党和政府痛定思痛,努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17〕自1979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350余部法律,3800多件行政法规,6000多项地方性法规,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法律制度,使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活动都“有法可依”,公民各方面的权利都有基本的法律保障。1985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经过普法计划的实施,“许多群众提高了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各地区、各部门重视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落实,法制意识明显增强”。〔18〕秋菊“讨一个说法”一夜之间从一部电影走进了千家万户。1998年,“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法制意识的提高。

第三,我国公民学会了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广大群众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越来越多。根据1987、1992和1997三个年份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1986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98.9万多件,比上年增加16.9%。五年后的1991年,全国法院仅审结一审民事案件就达到191万多件,到1996年全国法院受理的与人民权益密切相关的民事、经济、海关、行政案件则高达469万多件,审结466万多件。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向来比较淡漠的农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96年全国法院审理的农民对非法侵占耕地、坑农害农、破坏农业生产、拖欠农民买粮款和买棉款的行为进行诉讼的案件就高达116419件。同时许多公民对于国家机关侵犯自己权利的行为也敢于诉诸法律。1998年全国人民法院审结国家赔偿案件1431件,依法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16〕这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我国公民法制观念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同时,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的主体范围空前扩大,据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2001年2月21日报道,江苏一位80高龄的老人为了解除与老伴的婚姻,打破陈规旧矩坚决进行了离婚诉讼;公民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范围也空前拓展,由过去较单一的经济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逐渐扩展了当前在诉讼中较为热点的对“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甚至“沉默权”等权利的维护。

第四,社会舆论成了维护公民权利的强大力量。社会舆论是人民大众对某一问题的普遍看法和观点。社会舆论对于公民权利的关注,本身就表明了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近几年来,许多报刊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开辟了专门的维权热线和专栏,主动对社会上违法乱纪和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予以曝光,所产生的作用和社会效果是难是想象的。根据《民主法制》2000年第24期报道,湖北省监利县金龙商城非法收取该县103名下岗职工100.45万元集资款,这103名下岗职工历经两年讨还这笔钱而没有结果,后经电视台曝光,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这103名职工最终收回了被骗资金。1996年第15期《民主与法制》以《行政诉讼的怪圈》为题报道了贵阳市于玉华一家诉政府部门侵权一案,诉讼虽几经曲折,但于玉华还是得到了“政府赔偿一千万元”的一审判决。1995年《人民日报》报道了四川省射洪县潼射镇乱收费的情况,不久乱收费的情况得到解决。一些电视栏目,不仅对社会上的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曝光,维护了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教会了人民群众自觉的去学法、用法。据《今日说法》2001年2月12日报道,湖北省一位因工致残的临时工,多次要求厂方和工头支付医疗费用,但厂方和工头均相互推诿而无结果。在收看了一段时间的《今日说法》后,他将厂方和工头告上了法庭,最终获得了30万元的赔偿,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尽管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人民教育文化水平总体上还比较差,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仍需时日。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公民权利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充分发展。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从当初少数学者从西方译著中获得的只言片语发展到今天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的观念,经历了许多的坎坷和曲折。深刻总结这一历史过程,充分认识其发展规律,对于推进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加快社会的文明进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健康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权利意识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一方面,经济条件制约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正如列宁所说:“雇佣奴隶被贫因压得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19〕同时,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社会成员相互间广泛作用基础上形成的,他必须凭借发达的经济生活和技术手段予以实现。因而,生活在贫困落后状态下的居民是难以形成完整的权利义务观念的。另一方面,公民权利意识的主要内容,诸如自由、平等、承认个人的合法权益等,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上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产生和实现的基础”。〔20〕权利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于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民权利意识和权利保障制度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及权利保障制度的发展之所以曲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建立起来。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和权利保障制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第二,民主制度的充分发展,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发展的基本条件。由于独裁专制“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21〕而不承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而建国之后,我们对民主又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即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一旦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就算是彻底的实现了,人民就可以充分享受民主的各项权利了。但事实上,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个人权威、行政命令和行政权力相结合的高度集权体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个人独裁盛行,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及其保障制度遭到了严重践踏。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生活较好地贯彻了民主制度。人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并有了切实可行的保障,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但还远远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基层职代会、村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监督职能,重视政协、人民团体以及群众尤其是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提高党政机关的办事开放度,增强政治透明度,建设高度的民主制度,为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创造条件。

第三、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根本保证。公民的权利意识首先是对法律规定的自己应该享有的诸权利的一种反映,而规定公民权利的法律亦正是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依据。法律既能保护公民享有充分的政治、经济、人身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与自由,又能对一切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进行制裁。可以说,没有法制就没有什么权利意识可言。总结建国50多年来的历史,什么时候法制遭到破坏,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就会遭到践踏,公民的权利意识就会遭到扭曲,社会进步就会被阻碍。正如党的十五大指出的:“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相结合,实行依法治国。”当前,我们一方面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作好那些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工作,加紧出台待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法律,另一方面应切实作到“有法必依”,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

第四,提高文化教育水平是增强公民权利意识的前提。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公民是否具有一定的权利意识,取决于公民自身的内在因素。在现代社会,公民的权利意识与其受到的文化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受到的教育越良好的人,越懂得如何去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遭侵害。但我国公民整体的文化教育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较大,尤其是在经济落后的偏远农村,相当一部分人不识字,不知法、不懂法,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更不可能正确的去行使这些权利,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发展教育,提高公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及法律知识,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增强公民权利意识的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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