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尼采人生哲学之比较

作者:李 靖


庄子与尼采都是异端的思想家,道德的非议者,旧文化的离经叛道人物,他们都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变迁带来的心灵震颤。庄子与尼采尽管是一东一西、一古一今的哲人,各自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各自文化历史上扮演了相近的角色:他们二人都力图恢复和发扬人之本性,追求自由的人性境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推祟“超然于善恶”的态度;无限向往理想人格。因此,把庄子、尼采的人生哲学纳入同一坐标系加以分析是可行的,对于我们今天人文精神的重建,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恢复和发扬人之本性,追求自由的人生境界
庄子要求复归于“人性之自然”,把自然看成仁的对立面,他主张冲破名缰利锁的束缚,过一种因循自然的充实生活,使“自然之性”得以长足的发展,千万不可以对之加以人为的限制。他认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美好的,破坏自然之美简直是莫大的罪过。尼采也十分向往自然,他以自然为衡量标准,批判现存的伦理观念,他认为基督教宣扬的就是这样一套愚蠢的伦理观念,戕害人的自然本性,把人变成平庸而温驯的“群居动物”。探索人性之自然,也就是探索人性之真实。这是庄子和尼采价值取向的一个共同特征。
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庄子的哲学和尼采的哲学都是自由哲学。但是,他们所说的自由,并不是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下权力义务关系规范下的自由,而是一种精神性的自由。他们虽然都崇尚精神性的自由,可是各人的精神自由却具有很不相同的文化特性和哲学内涵。

庄子是从极端的命定论的立场出发追求自由的。作为一个命定论者,无情的现实使他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而又无法摆脱的力量压迫着他。因此,他认为只有认识到命运是无法改变的,从而无心无情,安之若命,才能摆脱痛苦,进入自由界。庄子是在承认命定论的基础上追求自由的。然而,现实的遭遇变幻莫测,社会的矛盾纷纷攘攘,这使庄子感到无比厌烦,因此,他要追求—种宁静和谐的心境。为了达到内心的绝对虚静,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他提出了“心斋”、“坐忘”等实现精神自由的方法。庄子认为只有从人为、自为的因素束缚中超脱出来,才能获得精神自由,才能达到“逍遥游”的人生最高境界,才能“体道”。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精神三变形”是尼采对于精神获得自由的三个阶段的描绘,同时也是自由的三个规定性。

首先,尼采认为精神是骆驼,强健而能负载,就是说,自由的前提和第一个规定性是生命本能的强健,意志的坚强有力。其次,精神是狮子,它要夺得自由,成为自己的沙漠之王。为了自由,首先要战胜原来的王——巨龙“你应”,即一切既有的评价,而喊出“我要”。最后,精神是赤子,它给生命一个“神圣的肯定”,从事“创造的游戏”。

“驼驼”具有坚忍负重的精神,“狮子”精神意味着批判传统而获得创造的自由,“赤子”喻示着新价值创造的开始。“精神三变”是尼采思想发展的过程,它象征着对传统价值的承担与认识,而后提出批判,扫除废墟,成长自己,创造新价值,最后便进入“超人”的理想境界。

通过比较,我们看到庄子和尼采都致力于恢复人之本性。他们两人都怀有对现实的不满,都渴望自由,追求自由。但庄子的自由是从命定论出发的,而尼采却是反对命定论的;庄子的自由是绝对无为的自由,要求内心静养,是一种收敛式的达到自由的方法,而尼采不但反对清静无为,而且竭力主张投入行动,提倡用人的本能意志、生命力的增强去创造去超越以达到自由,是一种自内而外的发散式自由。无论是庄子的自由还是尼采的自由都是抽象的、空洞的,不含“物”在其中的,是纯精神状态,都是唯心主义的自由观。

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推崇“超然于善恶”的态度
庄子和尼采在中西哲学史上提出了各自和以往的哲学家不同的价值观念。他们都以价值相对主义为立场,而否定长期为人们安然接受甚或绝对化的传统价值:庄子运用价值相对主义否定礼制文化的善恶观;尼采则运用价值相对主义而否定基督教文化的善恶观及其以上帝为绝对价值的准则。

庄子生活在战国时期,他继承老子的学脉,对以“仁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和批判,指出,圣人制礼作乐,看上去好像是要引导人们弃恶向善,其实恰恰相反。因为由此将导致人性蜕变和社会分化,他尖锐地指出,仁义并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不过是统治统治阶级用来掩饰自己真面目的遮羞布而已。因此,庄子主张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绝仁弃义。庄子基于这一见解,在对待善恶是非问题上采取超然的立场。由此,很多人认为庄子是一个非道德非伦理论者。实际上,庄子是尊道而贵德的。其所摒所弃乃传统、世俗所谓道德,即儒家的仁义礼智。他并不反对人世间的亲爱、谦让、友好、和睦,但认为这些应该出自内心,出自真诚,出自自然,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说,凡事只要着眼于自然无为,就能真正符合道德,与道德相合无间;否则只能走向道德的反面。

尼采思想的精彩部分是他的伦理思想,其核心是:既然抛弃基督教神学,也顺乎其理地抛弃在这个神学基础上产生的种种道德观念;既挖空近代道德的神学基础,也推翻了全部近代道德。他奚落了一切“美德”,盛赞所有的“邪恶”。尼采认为,基督所宣扬的绝对的、永恒的道德观念与理性主义的绝对的、永恒的理性原则是一致的。在他看来,包括道德观念在内的欧洲文化是基督教观念的统治的产物。它们扼杀每一个人所独特地拥有的生命力和原始的本能冲动,扼杀人的个性和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使人消沉颓废,麻木不仁。

综上所述,庄子与尼采在道德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也是几近相同:二者对主体道德价值体系都加以批判否定,超然于这种道德所规定的善恶是非标准。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二人都是“非道德论者”。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讲,一个要致力于恢复人的自然本性;一个是创建新的符合人的本真的“主人道德”,他们二人又确乎是道德论者。

庄子和尼采在否定传统的价值观念系统的同时,也对世俗的价值取向提出批评。庄子指出对名利的追求“丧己于物,失性于俗”,不是把物“人化”了,而是把人“物化”了,完全是一种颠倒了的价值观。尼采十分鄙视浑浑噩噩的世俗生活,认为种种世俗观念使人已不成其为人了!因此,无论是庄子哲学,还是尼采哲学,都在寻找超凡脱俗的理想人格。

三、无限向往超凡脱俗的理想人格
基于对人性之真实,人性之自然的理解,庄子和尼采塑出各种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庄子所塑的理想人格是“至人”,而尼采所塑的理想人格是“超人”。虽然庄子的“至人”和尼采的“超人”都是理想人格,但他们是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因此具有截然不同的内涵。

庄子的哲学主要在于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他深切地感到,人们本来是向往自由的,可是,他们又经常地陷在人为的和自为的种种束缚之中。因此,庄子运用文学的想象力,塑造他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借以冲破束缚人们的重重罗网,打通人与外在世界的隔离,使人与外界交感融合。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乃是要人从社会市场价值网中超脱出来。所谓“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庄子所理想的人物,其精神活动是无限开放的,与宇宙万物融合一体的。

然而,尼采理想中的“超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意涵。尼采所讲的“超人”,就人本身来说,是要人发挥自己的潜在力量,不断超越自己。就世界观来说,他深感基督教文化病弱人生,鄙视肉体,走向唯灵论。尼采主要是针对基督教的这种世界观、人生观,而提出他的超人哲学。尼采提出“超人”说,目的在于彻底否定基督伦理的人格,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设立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意义和新的理想。从前,人们视进入天国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上帝已死”,价值世界出现了空白,尼采便找出一个理想化的人格形象——“超人”来填补,取代上帝的位置。

“超人”是尼采对人的前景关心而做出一种理想人格设计,是他向往和追求的人生目标。在他看来,超人不是人的现实类型,“超人”是现实的人通过自我超越而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的自我超越。那么,人如何超越和改善自己呢?尼采把希望寄托在人的一种新的高级类型的产生上面,这种高级类型的人还没有来到现实的人间,已有的伟大人物都不是,现实的人只是他产生的阶梯,他始终是尚未产生的一种人的类型的理想象征,或者说,是现实的人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这正是尼采的“超人”学说中最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

四、余论
“……价值的问题是我们时代基本的哲学问题……”。比较庄子与尼采人生哲学不是我们的目的,比较二者的价值在于他们的观点究竟能为我们的时代人文精神的建构带来多大的帮助。

我们认为,重建人文精神是跨世纪的课题。如何理解人之本质特性,是人文精神中的核心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时代的竭力实践,也求助于历代哲人的理论探索。庄子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道理:人是来自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离开了自然,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遭报应,也最终丧失了人之本性。因此,真正的文明应该帮助我们恢复和发扬人之自然本性。现存的文明弊端一是破坏了自然,二是丧失了人之本性。庄子的这一番精辟见解仿佛就像是看到了当代世界性危机而提出的,足见其洞察力之深邃!长久以来,我们把自然看作是“人的进攻对象”,自然万物被看作是技术生产的原材料,人被看作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并有权为自身的利益去掌握和控制自然,甚至随心所欲地塑造自然的主体,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是自然的主人”。人对自然的理解基本上是囿于如何征服自然,超越自然,如何“谋算”自然,“剥削”自然,而不是如何与自然融为一体。其结果便是自然对人的致命的报复:地球在荒芜。与此同时,其直接后果是人的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人之自然纯朴性荡然无存!这不是我们时代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现实写照吗?

尼采的贡献则在于向我们指出人有这样的能力——即自强不息、坚忍不拔、无畏探索、努力创造、不断超越的积极进取精神。众所周知,单从当代西方世界来看,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由于马尔库塞所形容的“自动化的幽灵”对个人和社会不断渗透和加强控制,现代社会人之异化现象非常严重,以致于后现代主义者们惊呼现在人类面临自我解构、主体消失、人的精神被彻底零散化的危险。而此时我国正在步入审美文化的时代。主体的丰富性面临单一化、感性化的考验。因此,如何立足于当代,立足于现实发展,善于发现和大力弘扬当代精神结构中那些具有生命力和生长性的因素,那些具有超前性和未来性的质点,如当代人的参与意识、竞争意识、主体意识和风险意识,继承和发扬创业精神、开拓精神和务实精神,是我们充满竞争的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尼采的上述见解无疑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总之,庄子与尼采人生哲学是我们人类的宝贵的人文“资源”,开发好这一“资源”,为时代注入活力,是时代之所需,也是人类应尽的职责。